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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戴洪昌家族，祖籍山东，末代清朝之际，因家乡连续灾害，一路闯关东来到东北敦化。听闻关外地广人稀，只要勤劳就能富足，戴家便在沙河沿一带扎根。世代辛勤耕作，终将荒野变成沃土，数十年间，戴家发展成为拥有上千亩土地的大地主。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虽然戴万龄家财丰厚，但他出身农民，深知底层百姓的苦楚。他对邻里常怀慈悲之心，面对附近居民的困难，总是伸出援手。逢有灾民逃至此地，戴万龄提供避难所，更提供食宿和工作，以实际行动缓解他们的痛苦。

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整个社会陷入黑暗，政府无力为民众提供保障，人民生活困苦。这种情况下，一些绝望的人选择了成为土匪，活动频繁于东北这片“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戴万龄因其家产丰厚，自然成为土匪眼中的肥羊。

为了保护家园，戴万龄不得不提高围墙，加强防范，同时也花重金购置武器和雇佣保镖。尽管手段齐备，戴万龄坚持不用武力伤害平民，他认为，真正的力量应用来保护，而非压迫。

戴万龄常教导后辈，地主虽富有，但更应理解责任重大，懂得粮食来之不易，应尽力援助他人。他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助人为乐，这是人情往来，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

同时戴万龄也强调爱国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国，就没有家。只有国家稳定，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才能得到保障。他通过自己的行动，试图在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一种和谐与平衡，为家族考虑，更为社会的稳定做出贡献。

戴洪昌人称大好人，与闻名遐迩的“义盗”王德林结为异姓兄弟，两人皆自山东逃荒而来，因同乡之缘而结识。戴洪昌的慷慨仁义令王德林敬佩不已。1932年，王德林率领抗日队伍至敦化沙河沿，戴洪昌盛情接待，两人一拍即合，志同道合，决定结拜为生死之交。

王德林见日寇暴行，劝戴洪昌组织民兵，戴洪昌立即响应，动员亲族及附近乡亲，组成了规模达数百人的民兵队伍，后称“戴家军”。戴洪昌任营长，将家产投入，支持队伍作战。

“戴家军”在东北大地上活跃，频繁击退日军的侵袭，其声势震慑了日寇。日军愤怒之下，突袭戴家，导致戴家重损，家宅被毁，戴万生等亲族惨遭杀害。这一切激发了戴洪昌对日军的仇恨，誓言要与侵略者抗争到底。

战事加剧，王德林不得不撤退至苏联边境，但戴洪昌誓言不离故土。他坚持在镜泊湖地区持续抗战，击毙敌军数百，但也遭受了重大损失。虽然敌我悬殊，他依旧坚持，誓死保卫家国。

1937年底，一次紧张的情报搜集任务中，戴洪昌不幸落入日军之手，并遭到残酷杀害。虽然将领已陷，戴洪昌的六位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英勇精神，继续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

戴洪昌的妻子是一个极具战斗力和领导才能的女性，她不但精通枪械，更在家中组织妇女们支援前线，她们缝制军衣，整理物资，为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这场家族的抗争中，戴洪昌的第二个儿子的女儿，尽管年仅十二岁，也开始秘密为抗联提供情报，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勇气和智慧。

而在苏联的王德林，在国难当头之时选择回归祖国，积极重建抗日武装，历任重要职务，他的行动再次点燃了民众对抗日的希望。王德林将军以其独到的战术洞察力，采用了“分散潜伏、集中打击”的游击战术，使得敌人难以捉摸。他率领的部队频繁利用地形优势，对日军实施了一系列连环伏击，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

1932年，由于国民政府发布的“剿共”命令和部内的分歧，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民政府的冷眼旁观和拒绝援助之下，救国军被迫转入防守。这一时期，救国军的部分力量与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以及宁安地区的工农义勇队联合，共同抗敌，逐渐演变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关键力量，包括第四、第五及第二军。

1937年，面对逐渐增强的日军压力，原先强大的救国军终因内外交困而宣告解散。年过花甲的王德林将军，虽身患重病，依旧不忘国事，回到家乡期间，他组织了苏鲁边境的抗日武装力量，还在1938年7月与中共苏鲁豫边区省委机关率领的部队共同进驻沂蒙山区。期间王德林多次与共产党及八路军的领导人开展深入交流，商讨抗日救国之策，共同对抗日伪势力。

王德林将军于1938年12月20日在家中病逝，享年65岁。1939年2月，《新华日报》和《解放》周刊纷纷发表长篇文章，赞誉王德林为民族抗战中的英雄人物。文章彰显了救国军的贡献和牺牲，也深入分析了其面临的困境和解散的原因。《解放》周刊在悼念文章的结尾发出号召，提倡国人学习王将军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继承并发扬这种坚定的抗敌意志。

而戴洪昌家族继续他们的斗争。大儿子戴克勤在东宁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带着多处弹伤艰难返回家中休养。但在恢复期间，一个不忠的远亲背叛了他，导致他被日军捕获。在敌人的拷问下，戴克勤坚守信念，一言不发。最终他被一位远房亲戚保出，但不久后因伤势过重而英勇去世。

戴家的第二与第四儿子，戴克俭和戴克志，在抗日战场上赫赫有名，二人在多次战斗中表现英勇，屡建战功。戴克志在一次冲锋中壮烈牺牲，而戴克俭在掩护部队撤退时英勇战死，留下了深刻的战争印记。三儿子戴克吉则带领小分队在救援其父戴洪昌的战斗中，与敌军激战，尽管杀敌多人，却因敌军增援而壮烈牺牲。

戴家的第五子戴克选承担了地下情报员的重任，深入敌后搜集重要情报。他的勇气与智慧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关键信息，但在一次行动中不幸暴露，最终被日军杀害。

最年轻的儿子戴克政，继承了父亲的枪法，还在战略战术上表现出超群才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迅速在柴旅中崭露头角，深得军长周保中的赏识。1938年，在宝清县的小团山营地，戴克政在一次突袭中，带领少数守军与敌军对峙数小时，最终英勇牺牲。

戴广禄是戴洪昌的七叔，作为戴家军的医疗保障者，凭借其对草药的深厚知识，确保了伤员的及时治疗。战争胜利后不久，戴广禄因旧病复发，英年早逝，其一生为戴家军的存续和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戴家的多代子孙在抗日战争中全数献身，建国后的土改运动中，他们却因为“地主”身份遭受不公平对待。戴家的遗孀和孤儿们面临了漫长而艰难的岁月。

周保中将军作为戴洪昌昔日的指挥官，力图为戴家洗冤，四处奔走寻求证据，但由于战争的痕迹早已模糊，未能找到确凿的遗骨，他的努力最终未能改变戴家的境遇。

1964年，周保中去世后，他的遗孀王一知承担起了这一使命，持续为戴家寻求正义，直到1987年她去世。王一知的离世使得戴家人的斗争更加艰难，但他们未曾放弃。

1995年，一位来自敦化县宣传部的负责人偶然听闻了戴家后人的不懈寻找，他被这一忠诚与坚持所感动，决定将戴家的故事报道出去。报道发表后，公众对戴家的献身和牺牲异常关注。

吉林省政府随后对戴家的历史进行了仔细研究，终于在不久后确认了戴克政作为抗联五军三师九团的团长及其烈士身份。虽然戴克政的烈士身份得到了认证，其他戴氏男性成员的烈士认定因为证据不足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直到2022年，经过多年的搜寻和验证，戴万龄及其其他几位家族成员的遗骨被找到。这些遗骨的发现为他们的烈士认定提供了关键证据，他们的名字终于被刻在了烈士陵园之中。

部分戴氏家族成员的烈士身份已得到认定，但戴家的其他后人依然在为寻求历史的彻底昭雪而努力。他们的奋斗仍在继续，旨在恢复戴家所有成员的名誉，让每一位英烈得到应有的敬重与记忆。